Alias Olympia

（美）尤妮斯·利普顿 著

陈品秀 译

邂逅的始末

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碰到维多琳·默兰（ViCtorineMeurent）的，那个时候我必定不认识她，也不知道她的名字。应该不会有什么人知道她的，她只是图画里的另一名裸体女人而已。或许我会记得画这幅画的男人，他叫马奈（Edouard Manet），而画作本身名为《奥林匹亚》（Olympia），仅止于此。1950年代末期，当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，艺术作品被视为美的东西。人们从不去注意一幅画的意蕴。人们甚至不会去注意到德·库宁（William De Kooning）的《女人Ⅱ》（WomanⅡ）中是否有个女人存在。
即使到了我已经是个专业艺术史学者的1960年代，人们对于《奥林匹亚》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改变。那位躺在床上的白种裸体女人只是另一个女奴、维纳斯或女神——艺术中的理想肉体形象而已。我被教导着去欣赏马奈特有的现代语汇，他的对比色调、平涂式的空间和有外加线条的形体，也就是他那基本上是抽象的企图。他是马奈，是被置于现代艺术殿堂中的第一人.人们告诉我，他比任何人都先看出人和事的真实面貌：也就是抽象化的图像。
可是在1970年的某一天，即便使尽全力，我也无法挥去那种感觉，是关于《奥林匹亚》的另一面，那位跃出画面、不安地瞪视着的裸体女人。我无法令她在我所熟知的抽象造型中褪去——我被教导着去相信，唯有抽象造型才是作品的精髓，但她的面孔却不断地涌现，她的双眼渴求被人注意。奥林匹亚并不是一般常见的裸体女人，不是那种在床上隐隐约约地包裹着，恳求被爱，或是认命地垂下双眼的裸体女人。她更不会轻佻地笑。相反地，她傲慢地掌控一切，斜躺在丝质枕头上，大胆而坚定地凝视着，她那坚实细小的身躯和特有的双手则是一种预兆。现在我看得出来，矫揉作态的黑人女仆和拱起背脊的猫儿甚至也掩饰了些许诱惑情事。若说警觉且高贵的奥林匹亚像个魅惑的希腊或东方妓女，倒不如说她是个埃特鲁斯坎（Etruscan）古坟遗迹中的高贵妃子。她是个可以对你说“好”，也可以对你说“不”的女人。
19世纪的人们深知这一点且不多言。事实上，马奈对于人们接受他的绘画的方式感到沮丧；他甚至考虑毁画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1865年5月，《奥林匹亚》曾在沙龙，即当时的官方展览会展出。媒体立即对这件作品发出挑衅的批评，他们使用这样的字眼：“邪恶的怪异……夜之女”；“某种母猩猩，怪形怪状……”“如此之下流！……”在弄清楚怎么一回事之前，可敬的巴黎人早已横扫过通风的大堂，挥舞着手杖和雨伞，存着谋杀的念头直指《奥林匹亚》。当局吓坏了，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做法，即刻封杀了那幅画作。不管如何，伤害已经造成了。马奈逃到西班牙，他自忖：提香（Titian）这么做过，乔尔乔内（Giorgione）和委拉斯开兹（Diego VelazqHez）也是——他指的是画裸女这回事——为什么人们独独对我生气？这可能是艺术史上首次激起众怒的一张画。
我发现在1862到1874年间，马奈曾经画过这个红发女人九次之多。从大都会美术馆（Metropolitan Museum）的法国绘画目录当中，我得知她的名字叫作维多琳·默兰。其中有八幅画，马奈所画的她一如在（《奥林匹亚》中那样，以坚定目光审视着观众。在《草地上的午餐》（Dgjeunersur I’herbe，奥塞美术馆【Mus6e d’Orsay】收藏）里，她裸坐在两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身旁。恬静、镇定的她显露出近乎色情的故事暗示。在《女人与鹦鹉》（Woman with a Parrot，大都会美术馆收藏）里，即使是默兰的粉红丝绒长裳和那怪异的鹦鹉、橘子，都无法分散人们对她目光的注意。在《着斗牛士服装的维多琳》（Victorine in the Costume of an Espada，也由大都会美术馆收藏）里，她那坦率的凝望目光和有如雕像般的静止形态，开启了斗牛场上的一出戏。
在每张画布上，我看到的都是模特儿在打量观众，在抗拒几个世纪以来的告诫，告诫她得迎合别人。深锁在目光之后的是思想，是一场自我的策动。弗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对后者必定要问：“女人想要什么？”而这张女人的脸已经回答了。你知道她要什么——她要一切，否则她宁可什么都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在1865年的春天，男人在面对《奥林匹亚》时会因愤怒而颤抖。她是无法驾驭的；他们知道她必须被控制。
这些人只要她这位难缠的女人学会顺服。然而他们所酝酿的阴谋，或是那张由担忧所集结成的地图，一再使他们偏离了艺术欣赏和艺术史的航道，而深陷入20世纪的性挣扎之中。他们用尽方法令她保缄默，用一些说法来阻碍她的存在，使她变得完全走样——一个无助的女人。以下就是一些学者、作者所谈论的她：
（她）是个年轻的女孩，是马奈无意中在司法宫（Palaisde Justice，今称司法大厦——编注）的一个房间内的人群中遇到的。
这里（指《奥林匹亚》）画家把女孩的肉体画成年轻而有些许晦暗的裸像……他把奥林匹亚介绍给我们……那位我们曾经在街上相遇的女人……
“维多琳·默兰”在1862到1874年间曾是马奈喜用的模特儿，她因为古怪的性子而隐遁了很长一段时间……（她）像许多来自下层阶级的女孩一样，她们知道自己长得美且不容易脱离悲惨的生活。她立刻同意成为模特儿……
维多琳·默兰在圈内失踪多年，并对失踪这件事保持缄默，然而有人知道是为了一段罗曼史的缘故……情感上的任性妄为令她前去美国……
有着一头红发的纤细女子……被介绍给我，他们告诉我，她是玛丽.帕列格林（MariePellegrin）的密友，当玛丽回到蒙马特（Montmartre）之后，她们俩就住在一起。（红发的）她被称为诱惑者（La Glu）；她的真名叫作维多琳·默兰。她曾经担任马奈《奥林匹亚》那幅画的模特儿，这已是多年前的事。现在，她面孔变瘦了，不过我认得那头红发和棕眼；她那小小的双眼靠得很近，令我想起盛白兰地的小玻璃杯……她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烟，手环着玛丽的肩膀并依靠着她……
在试着教音乐不成之后，（维多琳）尝试绘画。她求教于……艾蒂安·勒鲁瓦（EtienneLeroy）——一个古怪的画家。她很快就想在沙龙展出，评审们并没有歧视她。1876年，她寄出自画像和一些历史与轶闻的绘画。可怜那微不足道、手法拙劣的作品。
（在新雅典咖啡馆[caf6 Nouvelles Athbnes]）一桌挨着一桌走
动的，是绰号“虾子”（The Shrimp）的马奈前任模特儿维多琳·默兰……她拿着最近的习作给艺术家们观赏；自从她无法再摆裸姿之后，她便开始画画……
在（1879年）二流的沙龙里……马奈吃了一惊，因为与他同室展出的竟然是维多琳·默兰。她就在那里，高兴地微笑着，驻足在带给她荣耀的入选作品之前，那是《16世纪纽伦堡的布尔乔亚》（Bourgeoise de Nuremberg an XVIe Sikcle）……
某日（大约是1895年）我在（劳特累克的）工作室里，他对我说道：“拿着你的手杖和帽子，我们去见‘那位’……”我疑惑地拿起了帽子和手杖，想要追问劳特累克。他把手指搁在唇上，神秘地喃喃着……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后……他突地迈向杜埃街（rHe Douai）上一幢老房子的前廊。他爬上……五层阴暗的阶梯来到阁楼……抬起他的手指，又对我说了一遍：她很有名呢……最后，他敲了敲那扇小门。一名老妇开了门，劳特累克向我介绍……这位马奈的奥林匹亚。
　　她试着把素描卖给夜晚的同伴……她已经不能画了，她已停止作画，她回到她能演奏的地方弹奏吉他，最后的羞耻也终于到来：她沦为酒鬼。诺贝特·格纳特（NorbertGoeneutte）的一幅画作描绘她跌坐在桌旁的一张椅子上，桌上有一只穿了红衣裳的猴子。她右手抓着吉他，另一只手却握着一只酒瓶。
对这些作者而言，维多琳·默兰只是一位来自巴黎街头、不幸的下层阶级的模特儿。她淫乱且酗酒；她的涂涂抹抹并不成功；她的坚持和野心是愚蠢的。她是个悲惨、失败的角色——一位失败者。
我从不这么看她。是那昂贵的教育让我抓不到重点吗？我不认为如此。但你如何解释这个充满抗争的形象：一方面是可怜的女性角色，一方面又是马奈骄傲自满的模特儿？我疑惑为什么没有一位作者为默兰——不过是个模特儿一会提笔作画这件事感到讶异？为什么只有带着优越感的纡尊降贵和轻蔑呢？为什么没有人提及她的美国之行？为什么只把它当作是一场胡闹的罗曼史呢？最后，对这位红发模特儿的关注背后，究竟隐藏着些什么呢？
我既心慌又为难，对这些和专业不符的情绪，我简直不知所措。毕竟艺术史所期待的是平和与愉悦.——艺术史是属于绅士的职业一而非过度的情绪发泄。好在我遇见了一位很特别的女士，她帮了我大忙。她碰巧也有一头红发，和维多琳一样，就连个性也有几分神似。她叫作琳达.诺克林（Linda Nochlin），是位艺术史学家。1960年代中期，当我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就听闻了她的大名。虽然诺克林是个名人，但是我并不太清楚使她声名大噪的原因。事实上，我感觉到在传说之中失落了一些东西。大家谈论着她那篇偏离正统的论文：《古斯塔夫.库尔贝：风格与社会的研究》（Gustave Courbet：A Study inStylP and Society），这篇论文完成于l963年。在文中她特别强调当时激进的政治主张促成了库尔贝的绘画风格。他挑选的主题——老人和小孩在敲打石块，一位农夫虔诚的天主教葬礼，社会主义者的肖像——及其所使用的构图轮廓具有政治意义。
对艺术史而言，在作品的风格里解读出历史事件是绝对被禁止的。这在视抽象——包括视觉内涵与分析工具——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艺术范畴更加真切。现代艺术的标准课题是：“马蒂斯（HenriMatisse）的色彩”、“高更（Paul Gauguin）的中世纪根源”、“安格尔（Jean.Auguste—Dominique Ingres）的古典取向”。可是诺克林却把画风罗织进一张具有政治与社会意味的网里。当时是l960年代，她的俄罗斯一犹太（Russian—Jewish）家族已经为自由奋斗了好几个代，她前往瓦萨（Vassar），进了这所以鼓励聪明女子勇于表达思想著称的大学。她相信自己的想法；她对于自己的声音并不感到胆怯。她那散文体式的文章、她那尖锐的问题、她那政治热忱，还有那时而锐利时而诗意的生动文采，都预告了未来的卓越表现。艺术史已经改变了。
至于诺克林在闲言闲语之中被忽略的部分，却在我遇见她的时候补足了。这件事发生在1970年的秋天。那年我们成为亨特学院（Hunter College）的同事。她从瓦萨来亨特客座一年，那个时候的她已经是艺术史学的教授了。有一天，我在走廊看见一位耀目的红发女人，我走上前连珠炮似的自我介绍：“我是尤妮斯·利普顿，我们是同事。很高兴你能来这里。可不可以一起吃晚饭呢？”如果她感到意外，她也没有立刻显露出来：“让我们……”她说。于是我们把约会词在下个星期。
诺克林的个头比我想像中高，也更女孩子气些。没有预期的那样漂亮。我本来以为，如果她是个女性，而且十分知名，她就不可能“孩子气”；这样子谁会当她是回事呢？因为她是个女人，所以她必须符合大众形象而且漂亮。诺克林完全不是那个样子：她行动，好像她有权力这么做，她仿佛为一种笑声及想要询问的犹豫所围绕，使得她既容易亲近又不可预测。
当我们的晚餐约会来临时，我把要谈的事情列在一张单子上，然后前往餐厅。她已经等在那里了。我摸摸口袋中的单子。
“你觉得亨特学院怎样？”我问道。
“我喜欢，”她说，“很活泼，学生们都很聪明。虽然它很丑陋，不是吗？”
“是的。你通勤吗？”我知道她在波基普西（Poughkeepsie）有个家。她的脸老是分心地转开。或许她害羞？
“是的。你喜欢这里吗？”
“噢，是的。”结束了一场愚蠢的婚姻之后，我在城市中来来去去，只为养活自己。我奔赴公园路上无名的亨特学院建筑物和那群聪明的孩子，与同事们相聚，然后再回到城里，回到位于巴洛街（BarrowStreet）我一人独居之所，这样的旅程颇有乐趣。我的住所有着一张又好又大的空床。我爱它。“我非常喜欢这里。”
我想着那张单子：“你现在做些什么？”
“库尔贝。同时，我也思考女性艺术家：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？如果她们不存在或不曾存在过，那么真正的问题又出在哪里？”
“很有趣。”说这样的话真有勇气，没有防备心，没有罪恶感。
她继续说道：“没有女人足以和米开朗琪罗（MichelangeloBuonarroti）或伦勃朗（Rembrandt），德拉克洛瓦（Eugbne Delacroix）或塞尚（Paul C6zanne），毕加索（Pablo Picasso）或马蒂斯这些人相提并论……如同没有能和这些人齐名的美籍黑人一样……错并不出在我们的星座、我们的荷尔蒙、我们的生理周期或我们空虚的内在；错出在我们的机制和教育……”
“我也想到女人。”我告诉她我一直在想着《奥林匹亚》。她不停地点头：“是的、是的、是的！”带着一丝讶异地看着我。（亲爱的琳达！她是瓦萨贵族和顽皮女孩的混合体，她腔调游移在上流瓦萨人与弗雷特布什[Flatbush]之间，她的双眼如此诱人，好像是说，来吧，来和我一起玩耍，接着却又紧张地把目光撇开。）
“你应该完成这篇东西的，尤妮斯。”她说口而出。她的意思是出版它。没有人曾经建议我出版任何东西。
“只是想法而已，琳达，我还没有开始作任何研究呢。”
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亲爱的，多少历史学家有想法呢？”
我想到曾经有位教授对我说过：“尤妮斯，我真替你担心，你的想法太多了。”
我回家，开始写作。几天后，我收到琳达附在信件中的一首诗：关于马蒂斯和天鹅。
诺克林是位淘气而性感的女人，这点是流传在研究所里的流言中所没有提到的。
就在我遇见琳达的同时，亨特学院的另一位同事也令我印象深刻。一天下午，我坐在艺术系的办公室内，一位40多岁的英俊男士走了进来。没有人会忽略他——他有十足的贵族气派：黑发黑须，高高的额头，薄而曲线优美的唇，蓝色的眼睛。他并不高大，却显得高贵威严。我们聊了起来，两人都教授“艺术史导读”，我告诉他我对于这个课程的一些想法。他带着赞许的眼光审视我，并且邀我喝一杯。这个人是系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，也是一位我所仰慕的作家，我对于继续这场谈话感到无比兴奋。我们到了楼下的一家中国餐馆。他敏锐的辞藻，沉思默想的眼神，一再诱惑着我。我们谈论自己的工作。如何引起中下阶层学生的学习兴趣无疑是项艰巨的职责。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艺术？艺术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正在我谈着这个主题的当儿，我注意到这位英俊、聪明的男士想打断我的话题。他对于我要谈论的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，他只对自己的声音着迷。
“你知道吗？”我插嘴说道，“我喜欢你的著作，尤其是它的谦逊——知识与谦卑——可惜你本人真的很自大。”
“我亲爱的——尤妮斯？你的名字叫尤妮斯不是吗？——你必须极为自信才能在著作上谦卑。”
我无法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质疑奥林匹亚，并对她得到的待遇感到不耐，不过我却听得见狂乱舞动着的手杖和雨伞，感受到这张画在评论者之间所产生的热度与愤怒，气愤压缩了艺术天才的风格评论和他们那可怜的模特儿。我想大约就在我遇见琳达的同时，我读到了一篇登在《村声》（Village Voice）上的文章《历史的下个伟大时刻是她们的》。文中，维维安·戈尼克（Vivian Gomick）写道：“这个国家的妇女，此刻正聚集在一起为公民暴动而挥汗……（她们的）精力……陷阱般地潜伏着，像个不停生长的恶瘤，而其核心只有绝望、热度、深渊和无言……（她们）被剥夺了说‘我’的权利，而拥有那权利将意味许多事情。这份了解……构成了现今女性主义的潮流。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感受到这一点，明天则会有上百万的妇女感受得到。”
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把凯特·米利特（Kate Millett）的《性政治》（Sexual Politics）丢到房间的另一头去，质疑着：“怎么可能是真的？这种妇女式的沉默，这种强制而来的无能见度？教授还说我想法太多，这又是什么鬼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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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presenting Sexuality in Women Artists' Biographies: The Cases of Suzanne Valadon and Victorine Meurent

Eunice Lipton

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, Vol. 27, No. 1,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exuality. Part 1 (Feb., 1990) , pp. 81-94

Published by: Taylor & Francis, Ltd.

Article Stable URL: www.jstor.org/stable/3812884

Y.Vista 2013-2014 Winter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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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Olympia", Dram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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