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一五年，我从纽黑文毕业，距我父亲从此处毕业正好四分之一个世纪。紧接着，我参加了被称为世界大战的，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。在打完令人激动的反击战之后，我退伍回到家里，顿觉百无聊赖。中西部荒凉得像宇宙的边缘，与温暖的世界中心隔着千里万里。一番思索之后，我决定去东部，学做债券生意。我认识的人几乎个个都做债券生意，因此我觉得自己也能靠这个谋生。长我一辈的亲戚们像替我挑选私立高中一样商量着，最终，他们表情严肃而犹疑地对我说：“好吧……就按你说的去做吧。”我亲爱的父亲也同意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。几经周折，我终于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去了东部，自以为这下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离开了中西部宽阔的草地和茂盛的树木，我在东部的生活首先要从找一套房子居住开始。那时正值温暖的季节，因此一位同一办公室的年轻人提议去郊外合租一套房子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主意。他找了一处近郊的平房。那是一座饱经风雨侵蚀的木板平房，每月租金八十美元。就在我们要搬去的最后一刻，公司把他调去了华盛顿，我只好一个人搬进了那座小木屋。陪我同去的有一条狗——虽然它跟了我几天就跑了，还有一辆旧的道奇汽车，一个芬兰女佣，她每天为我收拾房间、做早饭，早饭的香味伴着她不停咕哝着的芬兰谚语，一同弥漫在我的小木屋里。

最开始的几天我觉得很孤单，直到有一天早上，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向我问路的人。

“请问西卵镇怎么走啊？”他一脸无可奈何。

告诉他之后，我继续往前走，从那一刻开始我不再孤单了。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问路人，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这里的原始居民，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。给他指路，让我有一种荣誉市民的优越感。

阳光明媚起来，树木争着长叶，就像电影里的植物快速生长，转眼间就郁郁葱葱。我的信念又回来了——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，翻开了新的篇章。

——菲兹杰拉德，《伟大的盖茨比》